作者:眭菁菁 選稿:方翔

　　日本，中國古代稱之為“東瀛”，與中國隔海相望，在其與中國源遠流長的交往歷史中，許多對日本的歷史和文化有特殊意義的中國文物漂洋過海，定居他鄉(xiāng)，在日本被尊為“國寶”。但是由于它們常年隱身東瀛，其來源和流轉的過程往往鮮為人知，甚至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由于受資料的限制，國內也鮮有專題著作追溯研究那些藏于日本的中國文物的前世今生，而日本學者富田升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文物流散的研究，特別是近代流向日本的中國文物以及清廷和王府在文物流出過程中所處的地位研究。他所撰寫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具有獨特的視角、翔實的材料和嚴謹的研究方法，其中特別提到日本茶道的發(fā)展過程與中國文物鑒賞、流轉的關系，讀來頗為有趣。

　　被認定為日本國寶和重要文化財產的宋元時代的龍泉窯“飛青瓷花生”和建窯“曜變天目茶碗”雖是舶來品中的“明珠”，但還是屬于中國民窯瓷器精品，所以近代以前通過貿易和交往流入日本的，幾乎都是傳世的民窯品，而且?guī)缀鮾H限于實用器。實際上，無論是出土明器，還是歷代官窯，都是近代，即辛亥革命前后才被引入日本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國當時正處于內憂外患的混亂時期，新發(fā)掘的出土文物、高品質的私人收藏以及清朝內廷收藏的秘寶持續(xù)大量地流出至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本身也在明治維新時期進入了近代化的歷程，其傳統(tǒng)美學也因全面的西化改革，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特別是日本茶道與中國文物之間的微妙關系，為日本收藏和流轉的中國文物打下了一個特殊的印記，使其與西方國家的中國文物收藏有著顯著的差異。

　　中國文物在抹茶道中具有極高的地位，但是，由于抹茶道傳統(tǒng)在用途、器物、尺寸等方面都有嚴格繁瑣的區(qū)分，且以實用為主，所以使用的中國文物還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對于抹茶道來說，“用”才是美，尤其是千利休的空寂茶，追求的是一種樸拙自然的美感，而單純實用的宋元民用古陶瓷和由于社會混亂而脫離了正統(tǒng)風格、畫風灑脫的明末民窯青花、五彩瓷與抹茶道茶人追求的“和敬清寂”相一致。此外，天目茶碗和龍泉窯青瓷上所表現的南宋之美也與日本人喜好抒情性的美感相一致，但此類器物的美感與中國明清時期官窯瓷器所追求的高超工藝、穩(wěn)重合度的規(guī)范性有著很大的差異，所以即使是日本歷代流傳下來的中國文物，也是日本人依其美感而選擇的部分“中國文物”，與中國傳統(tǒng)文物相距甚遠，有時甚至是相反的。

　　與抹茶道形成鮮明對比的煎茶道在明治維新之后步入隆盛期，還出現了大型茶會。除了在茶席上裝飾著各種煎茶用具，還按照主題分別設置鑒賞用的展覽席，初期僅展覽一些書畫，漸漸地擴展到了青銅器、陶瓷器、盆景等等。煎茶道一改抹茶道繁瑣的規(guī)格意識，相對來說較為自由，所追求的是中國明清時期的文人趣味，他們在壁龕中掛起山水畫，用白玉或青瓷制作的香爐來焚香凈身，以文人趣味選擇色彩艷麗的清代單色釉瓷器來插花，在書齋的案上擺放各類精致的文玩，從而漸漸脫離了抹茶道追求“實用”的特色，確立了新的方向——鑒賞，而這也正是煎茶道與抹茶道之間的分水嶺。煎茶道的茶人既是中國藝術品的擁護者和購買者，也開始慢慢建構起中國傳統(tǒng)文物的鑒藏之路，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的煎茶道具有深厚的中國文人趣味，以鑒賞為主的中國文物使日本源于茶道的傳統(tǒng)美感發(fā)生了轉變。一開始，流入日本的中國傳統(tǒng)文物是作為煎茶器具或茶席的一環(huán)而被接受的，例如青銅觚被用作花瓶，青銅鼎則被用作香爐，但隨著近代大量流入日本的中國文物的多樣化，它們在種類和尺寸上逐漸脫離了煎茶的范圍，超越了為煎茶服務的目的，開始確立了一個脫離茶道本身的以純粹鑒賞為主的中國美術觀。

　　在書中，富田升除了分析日本茶道與中國美術鑒賞近代化之間的關系，還考察了中國文物于近代的各種流出形態(tài)，闡明其復雜的歷史背景，并著眼于日本古董商對中國文物的傳播與收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闡明其意義，可謂是開辟了“近代日本的中國美術鑒賞之形成”這一新課題。對于想要更多了解那些隱身于日本的中國國寶的藝術愛好者而言，本書無疑是打開了一扇門，使讀者能夠借此開始一段追尋流失海外的中國瑰寶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