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瓷”字，在《說文》中同樣解釋為“瓦器”。而傳為晉人葛洪或梁人吳均所寫的《西京雜記》和晉潘岳的《笙賦》里，則只見有所謂“綠瓷”、“縹瓷”之類的記載，并未提及瓷的本質(zhì)。其它還有晉呂忱的《字林》內(nèi)也只有“瓷，白瓶長頸”的簡單解釋。但是，宋司馬光的《類篇》與丁度的《集韻》是進一步說是“陶器之堅致者”，并具體指出“或作瓷，俗作茲、瓶”。這個說法連系當時某些民間窯的碑文或瓷器，上面曾有“瓷”的俗字，可以看作是代表了當時約定俗成的普通認識。但當時提出的“瓷”、“瓶”二字，一個從“缶”（陶器），一個從“瓦”（瓦器），再連系《說文》的解釋，可以看出過去人們對“陶瓷”的概念并不象今天這樣界限分明。

 

      盡管如此模棱兩可，然而在古人的著作里還是可以找了一些補充說明的。例如唐人張戩的《考聲切韻》中就說“瓷，瓦類也，加以藥面而澤光也”。宋人丁度在《集韻》一書內(nèi)也補充說“釉，物有光也，通作油”。雖說唐宋人在此提出的“釉（或油）”在商代早已有之，但用來和“瓷”字相提并論作解釋還是值得重視的。至于明人張字烈在《正字通》中對于“釉”的解釋，又說“釉，磁器、漆器光澤曰釉”。

 

      早在唐人陸羽的《茶經(jīng)》內(nèi)曾有“越瓷類玉”、“越瓷類冰”的說法。顧況的《茶賦》也提到“越泥似玉之甌”的美質(zhì)。而在唐代詩人們的妙筆形容下，更是生動可喜，引人入勝。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詩句如：陸龜蒙所作“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遺杯”。皮日休所作“邢客與越人，皆能造瓷器。圓似月魂墮，輕如云魄起。”。施肩吾所作“越宛初盛蜀茗新，薄煙輕處攪來勻。山僧問我將何比？欲道瓊漿卻畏嗔”。孟郊的“蒙茗玉花盡，越甌荷葉空”與韓屋的“蜀紙麝煤沾筆興，越甌犀液發(fā)茶香”等名句不勝枚舉。尤其是晚唐詩人徐寅在他那首《貢余秘色茶盞》詩中把越窯青瓷的釉色寫得十分淋漓盡致。他用“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云。古鏡破苔當席上，嫩荷涵露別江噴。”如上精煉的詞句，刻劃出“秘色”瓷器的青翠色調(diào)和晶瑩光澤。結(jié)合今日所見的越窯青瓷看來，上面這些多是形容其釉、色而非透明度。從而也反映出古人是把釉、色作為判斷瓷器的主要標志。這種注重釉、色的傳統(tǒng)習慣一直延續(xù)到后世，甚至連西方過去也深受影響。例如Celadon一詞的原義就是指釉色而言。它起源于十六世紀法國名劇中牧羊人所穿的一件青衣，因其與中國龍泉青瓷色調(diào)相似，難以形容，便用人名作為代稱。沿襲至今，已變成泛指青瓷的專名詞。古今中外如出一轍，可以說是無獨用偶了。

 

      古人對于瓷器所下的定義中，比較科學而確切的解釋應該說是明人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這位注重科學實踐的學者果然與上述那些單從表面觀察的文人們有所不同。他在“陶埏篇”中曾具體、深入地提出了“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的高標準。這就關系到瓷土純凈度的高低，坯胎玻璃相的多少，以及白度、強度、透明度與吸水性如何等等一系列問題。而國內(nèi)外有些現(xiàn)代陶瓷科學工作者，對于瓷器的標準也提出了白度、透明度、光澤、結(jié)晶以及燒在溫度等許多條件。如此前后對照看來，堪與現(xiàn)代瓷器媲美的在我國古代陶瓷器中，以目前所見實物而言，最有資格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景德鎮(zhèn)窯“影青”，或更早的青白瓷。清人藍浦的《景德鎮(zhèn)匋錄》內(nèi)就曾記載有關“陶窯”、“霍窯”，在唐初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已能燒制“土惟白壤”“體稍薄，色素潤，佳者瑩縝如玉”“稱為假玉器”的白瓷。另據(jù)國外文獻如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阿拉伯的《Abbar assin wa I-hind》作者記載：商人蘇萊曼(Sulayman)發(fā)自廣州的報告說“中國陶器特別精美，薄如玻璃杯，注以水，自外可見。”如果他們的話確實可靠，至少說明在唐代已有了合乎今天標準的瓷器。

 

      此外，在距離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約六十公里的薩麻刺(Samarra)古城遺址內(nèi)，還曾發(fā)現(xiàn)過許多唐代陶瓷器（如白瓷、青瓷、三彩陶器等）。其中有白色的而且聲音清脆、半透明的，換言之，即具備今日瓷器條件的殘片。據(jù)考證，這座城市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因遷都而廢滅，以后了未見復興。因而有人認為那就是唐代著名的“邢窯”白瓷。關于“邢窯”的記載，最早見于唐人李肇《國史補》中所說“內(nèi)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一段話�？梢姰敃r這種白瓷器已被廣泛使用，并有可能傳了國外。最近邢窯址已在河北臨城發(fā)現(xiàn)，其中祁村一帶出土的唐代精細白瓷胎釉潔白，果如際陸羽《茶經(jīng)》所說那樣“類雪”、“類銀”。而聲音鏗鏘，不禁使人聯(lián)想到唐人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中所引的樂師郭道源用邢甌、越甌加水“以筋擊之，其聲妙于方響”（方響是一種古代鋼質(zhì)的打擊樂器）這一故事確實可信。只是還不具備上述那樣透明性而已。

 

      從文獻上看，比邢窯白瓷還早些的是晉人潘岳《笙賦》：“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句中的“縹瓷”。有人曾把它同晉人杜毓《 賦》所說“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的話聯(lián)系起來考證就是晉代青瓷。果然如此，自有今日傳世和不斷出土的大量器物可供研究。

 

      比“縹瓷”更早的是《西京雜記》所謂“醪釀既成，綠瓷是啟”句中的“綠瓷”。雖然據(jù)說該書不是漢人的作品，然而近年來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曾發(fā)現(xiàn)帶有“資”（瓷）字的木簡，上面開列的食物名稱、數(shù)目與出土的二十二硬陶罐中所裝筍、梅、魚骨等恰相符合�？梢姰敃r的“資”（瓷）就是指的那些硬陶罐（其中有的帶一層薄釉）。它為說明至少在西漢時期就已出現(xiàn)所謂“資（瓷）器”一事提供了有力的線索。若從今日出土和傳世的漢代陶瓷器看來，大體可分為高溫與低溫兩種類型。有的據(jù)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化驗證明燒成溫度高達1270℃±20℃。其中有一種漢墓出土的青釉壺，據(jù)過去德國專家羅發(fā)博士對同樣器物的化驗結(jié)果證明，已經(jīng)達到1230℃以上，并且特意名之為“漢瓷(Han Porcelain)。足見這一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瓷器的事實，不僅在我國歷史文獻與出土文物中已有一定根據(jù)，而且連外國學者也不是完全否認的。

 

      在1978年召開的“我國古陶瓷和窯爐學術會議”上，對于瓷器的起源問題曾作過比較詳細的討論。雖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多數(shù)認為我國到東漢時期已能燒制相當成熟的青瓷。例如浙江上虞和永嘉兩縣當時已較為普通地使用龍窯燒成，溫度可達1300℃，并且提高了燒成技術，比較成功地控制了燒成氣氛，因而所出成品的胎骨堅致，釉色青潤。特別是古代上虞縣的陶瓷業(yè)十分發(fā)達，經(jīng)過勘察，縣內(nèi)燃料和瓷土資源豐富，已發(fā)現(xiàn)的古窯址就有二百多處，自漢至宋延續(xù)未斷燒造。所以說上虞縣不但是我國青瓷的著名發(fā)源地，而且也是我國早期瓷器的生產(chǎn)中心。根據(jù)化驗的結(jié)果表明上虞出土的東漢青瓷四系罐，胎質(zhì)潔白細密，用含鐵量2%以下的瓷石為原料，釉色淡青，胎釉結(jié)合牢固，燒成溫度在1200℃以上，瓷化程度良好。這些特征同樣也表現(xiàn)在該地出土的一些東漢及三國、兩晉的青瓷殘片上。

 

      除了上面列舉的東漢、三國、兩晉青瓷標本外，上海硅酸鹽研究所還對隋、唐、五代、宋、金時期的南北青瓷標本進行過分析。研究結(jié)果表明：東漢晚期的青瓷胎樣品的致密度和瓷化程度，不比宋和五代青瓷的瓷化程度差。從外觀斷面上可定性的反映出來，從物性和電子顯微鏡觀察上也得到了確證。由于東漢晚期的樣品已達到完全瓷化，至少可以說我國早在東漢晚期就已經(jīng)能夠燒造瓷化程度較好的青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