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的繪畫紋樣中，有一種較為少見的“八破”紋。“八破”又稱“吉破”、“什錦屏”，景德鎮(zhèn)陶瓷彩繪藝人俗稱之“錦灰堆”，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xiàn)并延續(xù)到二十世紀中期的一種特別帶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間繪畫紋飾。這種以殘破文物片段堆疊構成的畫面，紋式細致，大多是直接對實物的寫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現(xiàn)出市民百姓的一種崇古復舊，追求風雅的審美心態(tài)和文化背景。雖然影響在后期有所衰淡，但隨著現(xiàn)代陶藝的崛起，又成為諸多陶藝家繪制的背景紋飾之一。

 

      “八破”中的“八”字是虛詞。含有多、富、發(fā)等多重含意。“破”雖然是指殘破的字畫書箋，但隱喻了“破家值萬貫”，“歲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紋的題材主要是金石碎犢的拓片、舊書散頁，書畫字簡殘片組合后疊成的畫面。這與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現(xiàn)代藝術中的拼貼畫（collage）極為相似，故有人以為西方的拼貼畫源于中國，其實這完全是誤會，因為“八破紋”中的殘破形象，完全是手繪而成的，并不是由實物剪裁后拼貼在畫面上的，兩者之間有著材質(zhì)形式本體上的區(qū)別。

 

      典型的“八破紋”畫面，殘章斷簡往往帶有火焚過的焦痕，所以名之為“錦灰堆”。“錦灰堆”一詞出之元代錢選的《錦灰堆》圖卷，文曰“世間棄物，余所不棄，筆之于圖，消引日月”。受其影響，歷代不少文人畫家紛紛作“錦灰堆”畫幅，以至陶瓷裝飾中也漸成風尚，《中國古代陶瓷鑒賞辭典》的紋飾條目中，對“錦灰堆”也介紹說：“瓷器紋飾之一，興于明代成化年間，是一種繁密的規(guī)矩圖案畫”。但這種“錦灰堆”的文圖與真正意義上的八破紋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即使錢選的“錦灰堆”畫的也是“螯、鈐、蝦尾、雞翎、蚌殼、筍籜、蓮房，各極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錦灰堆也是“即所謂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稱之為錦盆堆，意為各種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錦地上畫折枝花，叫錦上添花”。綜上比較，八破紋俗稱的“錦灰堆”，是多少有點同名歧義的了。由此可見陶瓷上的錦灰堆的描繪對象是自然生長或農(nóng)家養(yǎng)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義上的錦灰堆是與文字有關的文化遺存、或竹簡古幣、或字畫拓片，這就是在題材上真正的歧義。

 

      然而，陶瓷上也有真正含義的八破紋的畫面。同治年間也出品過不少以八破為題材的藝術瓷盤、筆筒等物件。作者曾于好友處見一私藏的八破紋瓷盤，是光緒年間彩制的，邊飾為四季花鳥，主飾則是《耕織圖，介子園畫譜》殘籍、《墨龍圖》破幅，信扎散頁“康熙通寶”的損跡，其混雜堆迭，似無序無章卻氣韻一體，值得細品體味。然而有人斷言這僅是一件博古紋彩盤，其實不然。博古紋的形象是完整的，而八破紋則是殘缺的，這就體現(xiàn)了八破紋最基本的特征—“破”。這種紋飾的產(chǎn)生和涌現(xiàn)，可以說是在十九世紀末期時表現(xiàn)某種“廢虛”情結。不僅暗示了中國社會發(fā)生了觀念上的轉(zhuǎn)折，同時也是對那時中國歷史的真實寫照。金石學的興盛，諸如“殘缺美”之類，審美觀念的普及同時，列強入侵，江南文物毀于戰(zhàn)火，這“毀燼殘篇底蘊深，贏秦殘酷不堪陳，當時古跡今難見，以此聊表舊精神”的八破紋的流行就并非是偶然了，顯見是與當時的審美理念、社會現(xiàn)實，視覺經(jīng)驗有著直接的關系。

 

      八破紋的風格是寫實的，可以顯出畫家對實物寫生的功力，力求達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紋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結體形式出現(xiàn)，有書信古籍，所簡木犢，力求寓其古雅之氣；八破紋的內(nèi)容是歷史的，可以追溯歲月的興衰，寄托思古懷舊的情緒。故宮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豐年的景德鎮(zhèn)御窯廠出品的什錦屏紋瓷盤，邊飾為開光山水，主題畫面則是青銅古鼎和摩崖寫法及《蘭亭序》的拓片，且以半邊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這種風格與八破紋的形式極為相似。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紀末期的好古風氣，以及商賈市井小民附庸風雅的心理，同時也是社會現(xiàn)實的真實寫照，陶瓷裝飾中心的八破紋集博古、寫實、通俗、商品為一體，也折射出近代中國新興都市文化的一些審視特征。

 

      現(xiàn)代陶藝的崛起，為裝飾形式和表現(xiàn)題材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擷取領域，反樸歸真的理念不僅局限于遠古的、自然的、樸實的時空，也有文化的追求、歷史的追溯、意韻的追索。于是不少人從“打翻紙簍尋靈感”的八破紋中得到了啟發(fā)，在他們的陶藝作品中借鑒了八破紋的許多素材和形式，為其作品增添了許多意境和意味。如景德鎮(zhèn)陶瓷學院教授何炳欽創(chuàng)作的《古風》亞光彩色噴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殘留了幾處不同泥質(zhì)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劃出一些甲骨文字，點綴了九枚篆體陰刻印章，這種以亮色襯托主體的重色的裝飾效果，體現(xiàn)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黃煥義教授設計的《城墻》陶藝作品，在嵌雕的連續(xù)殘斷的曲水檻字型的泥條上，于顯著部位鑲貼一塊青花書寫的《秋聲賦》的破籍殘頁，于凝視中倍覺蒼茫古拙，于沉思中愈顯深邃博大。這都是把傳統(tǒng)裝飾題材與現(xiàn)代陶藝表現(xiàn)形式結合的范例，不僅具有民族的文化內(nèi)涵，也有西方前衛(wèi)陶藝的震撼魅力。

 

      由此可見，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審美旨趣和時代背景的繪畫紋飾，不管它怎樣經(jīng)歷過“其潮起潮落”的盛衰，怎樣經(jīng)歷變遷革新的演變，都是其主題思維及表現(xiàn)形式的延伸和張揚，都是其紀實性、包容性的傳承和展示。八破紋所產(chǎn)生的影響和在現(xiàn)在陶藝中的應用，就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