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與陶瓷是中國人民奉獻給世界的兩件寶物，這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伊斯蘭民族用中國的大青花瓷盤盛飯裝菜，然后很多人圍著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賓等民族將中國陶瓷作為神物頂禮膜拜；非洲人將中國瓷器裝飾于清真寺、宮殿等建筑上。古羅馬人將中國的絲綢奉為上流社會和貴婦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紀前后引發(fā)了一場絲綢與道德之間的爭論。絲綢與陶瓷作為物質產品出現，其意義不僅只此作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來的兩條大道，徹底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漢，從當時的首府西安出發(fā)，經河西走廊，沿樓蘭古城，過阿拉山口，出中亞、西亞抵安息、大秦等地，當然這是“絲綢之路”最主要的一條通道；此外在中國的西南、東南沿南也存在。故“絲綢之路”經過的地域風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蘊含著說不盡的艱辛和酸楚。“絲綢之路”因絲綢而發(fā)，逐漸演變?yōu)楹髞淼奈幕�，現代將其命名為“亞歐大陸橋”，使之成為世界上諸多文化的母胎。在這條路上，傳播得最為成功的是宗教。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這公元前60年的歷史時刻注定要在中國歷史上閃爍光輝。其后的歲月，“春風度過玉門關”，也有了“勸君少飲一杯酒，西出陽關有故人”的新型外交關系。是這條路，讓中國人認識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臘人、羅馬人、日本人、朝鮮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歐洲人……
“絲綢之路”一詞是由德國地質學家李�；舴�1877年提出來的，他曾七次沿著這條商路來到中國，著有三卷本的《中國》一書，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著同行者的足跡，窺視中國文化的神秘。為此，許多無價之寶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個世紀以前，一個無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國道士——王圓箓 ，區(qū)區(qū)幾個銅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幾乎一半的文化財富，所幸這些文物現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傳播，我想現世的中國人是否應該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對待文化、對待傳統(tǒng)，在這些文物面前難道真的若無所思嗎？可喜的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88年開始實施了“絲綢之路考察”的十年規(guī)劃，其主題是“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的綜合考察”，進一步奠定了這條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發(fā)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紀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動脈。因瓷器的性質不同于絲綢，不宜在陸上運輸，故擇海路，這是第二條“亞歐大陸橋”。在這條商路上還有許多商品在傳播，如茶葉、香料、金銀器……。之所以命名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為以瓷器貿易為主的性質，也有人將這條海上商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國的崛起等原因，“陸上絲綢之路”的地位開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點在中國的東南沿海，沿東海、南海經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東海岸或經紅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從東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鮮。在這條商路沿岸灑落的中國瓷片象閃閃明珠，照亮著整個東南亞、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書記載，唐代與外國的交通有七條路，主要是兩條：安西入西域道、廣州通海夷道，即“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業(yè)的繁榮不僅從長安體現出來，在東南的揚州也更是如此，揚州時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則就不會有李白之“煙花三月下?lián)P州”，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如果說陸上“絲綢之路”給中國帶來了宗教的虔誠，那么“陶瓷之路”則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商業(yè)財富，同時也為殖民掠奪打開了方便之門。因此，16、17世紀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種意義上講，成了殖民掠奪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學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作為日本中東文化調查團的重要成員，在埃及福斯塔特（今開羅）的考古發(fā)掘，徹底啟開了這位對中國陶瓷有迷戀情結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將多年來在世界各地對中國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這本影響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義深遠。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學界贏得了廣泛的贊譽，《陶瓷之路》同時也讓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認識了這個與中國同名的“china”。
陶瓷與絲綢作為中國兩大物寶，也為中國贏得了“瓷之國”與“絲之國”的美名，然而這兩條路的命名都為西方學者所為，的確值得國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與我國東部沿海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交往頻繁。早在戰(zhàn)國時期，日本列島上的倭人就已與位于今中國東北部、朝鮮北部的古燕國有往來。（《山海經·海內北經》記：“倭屬燕”。）秦滅燕時，有一些漢人逃亡朝鮮，進一步去日本；隨后，日本與中國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國的漢字、儒學，中國的書畫、佛教，中國的學制、典章制度等，都對日本產生了全面的影響。越窯瓷器原產地的浙江與日本的關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寧波的佛教、天臺的茶藝、浙東的繪畫等都與日本結下了深厚的情緣。史實證明中國與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紀就已開通。越窯青瓷輸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這時輸入日本的瓷器品種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窯青瓷在日本的發(fā)現地主要有：鴻臚館遺址共發(fā)現近2500多個點片，數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區(qū)共發(fā)現近50處有越窯青瓷的遺址；奈良法隆寺，保存著一個高26.4cm、口徑13.6cm、底徑10.1cm的越窯青瓷四系壺；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發(fā)現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遺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邊平底足碗；于治市發(fā)現雙耳執(zhí)壺；此外在福岡、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鮮：
中國與朝鮮交往歷史悠久�！渡袝髠鳌�、《史記》、《三國逸事》等中朝兩國文獻中記有箕子“走之朝鮮”的傳說。考古也證實：中國與朝鮮的交往在漢代以前就已開始。（參照《朝鮮古藝術與中國的關系》載《文物參考資料》1950年第12期）由漢到唐，中國文化對朝鮮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一時期，朝鮮相繼經歷了高句麗、百濟、新羅等歷史時期，中國的文學、藝術、漢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術等都傳入朝鮮。朝鮮出土中國陶瓷主要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紀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窯青瓷羊形器。百濟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發(fā)現的武寧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窯青瓷燈、碗副研究員、四耳壺、六角壺等器。在新羅首都慶州（慶州位于朝鮮半島的東南部），古新羅時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窯青瓷水壺。1940年在開城高麗王宮發(fā)現北宋早期越窯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縣扶蘇山下發(fā)現有早期宋代越窯青瓷碟。
泰國：
泰國，古稱暹羅，位于中南半島中部，是一個由泰族為主體的民族組成的國家；泰族是屬于漢藏語系的民族，至遲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國北部。早在青銅時代至鐵器時代，我國的青銅器就已從云南傳入泰國。（《東南亞》1984年第四期）漢代開始我國絲綢和陶瓷開始傳入泰國�？脊虐l(fā)現在泰國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長沙窯器。近年來也出土了一些越窯瓷器，如在馬來半島蘇叻他尼州的柴亞及其附近地區(qū)發(fā)現了大量殘片，其中有越窯缽、水注及壺等。
印度：
印度，古稱天竺，其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印度河與恒河流經境內，孕育著這古老的文明；印度與中國一樣同是既有優(yōu)秀古老的文化傳統(tǒng)而又始終沒有中斷的文明古國。早在漢代，印度的佛教、文學、藝術、天文、醫(yī)藥等就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尤其是佛教對中國產生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影響；與此同時中國的造紙、養(yǎng)蠶繅絲、制瓷技術等也相繼傳入印度。中國瓷器對印度的影響較大，20世紀以后在印度的邁索爾邦、詹德拉維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窯青瓷。印度科羅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遺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羅馬時代南印度的對外貿易港口，1945年在英國、1947~1948年在法國政府先后在此進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時期的越窯青瓷。在南方的邁索爾幫也出土過越窯青瓷瓷片。我國瓷器銷往印度，在《諸蕃志》、《島夷志略》中均有著錄。
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與印度僅一水之隔，古稱“錫蘭”，是區(qū)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灣的重要區(qū)域。斯里蘭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轉基地和中國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國人也稱它為“獅子國”。在印度阿育王時代，它是聯(lián)系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的樞紐，從東西兩方駛來的船舶，都在這里停泊。考古證實：在迪迪伽馬遺址的佛塔處發(fā)現了越窯青瓷殘片；在馬霍城塞出土有越窯青瓷獅子頭；在馬納爾州滿泰地區(qū)的古港遺址，發(fā)現有9~10世紀的越窯青瓷。
菲律賓：
菲律賓（古稱呂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島國家，與我國隔海相望；菲律賓與我國的交往，最早見于宋趙汝適的《諸蕃志》，至遲在公元3世紀已經開始。陳荊和在《16世紀菲律賓的華僑社會》一書中談到：公元3世紀中國人已到菲律賓進行開采金礦的活動。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歷史見證。在菲律賓群島出土的中國瓷器數量居東南亞地區(qū)之首。據統(tǒng)計，菲律賓在先后十多年的時間里，共出土大約四萬件瓷器。以至菲律賓東方陶瓷學會前任會長莊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書中說：“菲律賓的每一個省，每一個島嶼都出土過中國古陶瓷。”
從巴武鄢——巴丹尼土島到北呂宋、伊老多海岸、班絲蘭、邦邦牙、中呂宋那福塔示、馬尼拉、黎剎及內湖、宿務及蘇祿島等地均有出土，這些越窯青瓷分別是唐越窯青瓷缽、宋刻花青瓷缽、壺、水注及刻有花紋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細條蓮花紋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紋小罐。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國血統(tǒng)。自古以來，馬來西亞是中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要沖�？脊艑W家在柔佛河流域發(fā)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國秦、漢陶器的殘片；史實證明：這條商路在公元1世紀前后就已開通。劉前度在《馬來西亞的中國古瓷器》一文中說：“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還可見到荒蕪的村莊跟營幕的遺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著中國碗碟碎片……”
越窯青瓷在馬來西亞的發(fā)現主要是沙撈越河口的各遺址，出土過9~10世紀的越窯器：此外在馬來西亞西部的彭亨也發(fā)現過唐代的青瓷尊。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撈越博物館。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群島國家，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及亞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之間，自古以來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國和印尼群島之間的聯(lián)系早在史前時代就已開始。古印度尼西亞人沿著兩條路線從亞洲大陸南部南下：一是中國云南經緬甸、馬來半島到印尼列島：一是中國東南部經臺灣、菲律賓、爪哇到印尼各列島，出土的青銅器等可以為證。印尼人對中國的瓷器十分重視，將其視之為“珍貴的文物和傳家寶”。1963年據蘇來曼的《東南亞出土的中國外銷瓷》一文中說：“印尼全境都發(fā)現了青白瓷，它僅次于青瓷。”可見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發(fā)現。考古證實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蘇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島嶼均出土過越窯青瓷，品種有青瓷缽、壺、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國唐宋以來商舶到西亞地區(qū)的必經之地。早在19世紀這里就出土過中國唐宋時期的瓷器標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紀印度河畔的商業(yè)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毀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窯青瓷殘碗，也有五代、北宋時期的瓷器�？ɡ鏂|南的巴博，是13世紀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這里發(fā)現了9世紀的越窯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窯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國史書上稱為大食）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的聯(lián)合處，這一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信奉伊斯蘭教。中國與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開始了公元前2世紀末，漢朝因張騫出使西域而得知條支，并譴使該地。到8~9世紀時達到高潮。中國的絲綢與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愛的奢侈品，在中國與阿拉伯世界這條商路上，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上的駝隊，還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強悍的阿拉伯商人無不顯示這個伊斯蘭民族頑強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島，鄰近阿曼灣，是印度和中國商船進入波斯灣的通道。阿曼的蘇哈爾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國之門戶”之稱。80年代在此地出土過越窯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過唐越窯青瓷殘片。
伊朗：
伊朗，古稱“波斯”，位于中亞腹地，南靠波斯灣，是古代東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國與伊朗是世界上兩個擁有悠遠歷史的文明古國，據史記載：兩國的交往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就已開始，西漢的張騫奉命向西方“鑿空”以后，漢朝使臣已到達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稱）。唐代與外國的交通共有七條線路，其中一條便是“安息道”。中國的造紙，蠶絲、制瓷、指南針等對伊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伊朗的宗教、農作物、金銀器等也傳到中國。伊朗人民特別珍視中國瓷器，把中國瓷器稱為“秦尼”，并且伊朗歷代帝王都大量地訂購中國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窯瓷器主要有：伊朗東部的內沙布爾遺址，出土有越窯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遺址出土過越窯內側劃花缽殘片；最著名的要數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來出土中國陶瓷的重要遺址。1956~1966年英國伊朗考古研究所發(fā)掘出唐代越窯系青瓷等。此外，在達卡奴斯、斯薩、拉線斯、內的沙里等遺址也發(fā)現有越窯瓷器殘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發(fā)祥地的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巴比倫王國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發(fā)拉底河流經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這片土地曾被東方學家普拉絲塔命名為“肥沃的新月行地帶”，這一地區(qū)在古代既是東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經濟和文化的樞紐。自1910年以來法國人貝奧雷就在此地進行發(fā)掘，巴格達以北120公里處的薩馬拉遺址因出土中國陶瓷而聞名。薩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這里曾作為首都，先后經過三次發(fā)掘。出土有唐越窯青瓷等器；裾專家分析，與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標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達（有譯為阿爾比塔）等地也發(fā)現過9~10世紀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窯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位于地中海東南部、非洲的東北部和亞洲的西部，扼紅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羅河自南向北流貫全境，著名的古城遺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開羅）位于肥沃的尼羅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當時是埃及工商業(yè)中心，9世紀時相當繁榮。尼羅河的定期泛濫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中國與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國的秦漢時期。早在戰(zhàn)國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進行雄心勃勃的變法之時，遠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也已經建立了輝煌的亞歷山大里亞城。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這樣描述這座名聞遐邇的城市：“它有優(yōu)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貿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陸上貿易地，則因為一切貨物都方便地從河上運來，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隨后埃及的命運無論是文化、藝術、商業(yè)還是精神都被寫進了世界歷史。埃及從9世紀前后就源源不斷地進口中國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東文化調查團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學者對這座遺址進行發(fā)掘以來，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萬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萬二千片中國陶瓷，時間跨度從中國唐代~明清時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越窯瓷器主要有：9~13世紀初期的越窯青瓷，有些刻有蓮花、鳳凰等紋樣；還有比較典型的屬于唐代平底小圓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紀60年代在庫賽爾和阿伊扎布等遺址也出土過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窯瓷器。如20世紀60年代在蘇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爾瓦島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據統(tǒng)計，該國出土中國瓷器的遺址有46處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亞的曼達島出土有9~10世紀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燒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燒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則是陶器和瓷器的總稱。凡是用陶土和瓷土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粘土為原料，經過配料、成型、干燥、焙燒等工藝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燒造陶器和瓷器的工業(yè)通稱陶瓷工業(yè)。
早在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發(fā)明并廣泛使用陶器。在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發(fā)掘的陶器，經科學測定，約為8800年前的遺物，是當前我國發(fā)現最早的陶器。瓷器則發(fā)明于商周時代，到現在也有四千多年的歷史。
中國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傳統(tǒng)，以青為貴。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調，無非是濃淡不一，意境略異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過彩繪。景德鎮(zhèn)窯在北宋時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調和濕潤的質感，創(chuàng)造性地燒造出了一種“土白壤而埴、質薄膩、色滋潤”的青白瓷，使青瓷藝術達到了高峰。這種青白瓷大部分在坯體上刻暗花紋，薄剔而成為透明飛鳳等花紋，內外均可映見，釉而隱現青色，故又稱影青瓷。這種影青瓷當時則著行海內，天下均稱為景德鎮(zhèn)瓷器，從而使景德鎮(zhèn)在南北各大窯之間，嶄露頭角，爭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裝飾的一種。又稱“窯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種主要裝飾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繪制各種紋飾，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淺色面釉，入窯高溫（1200—1400℃）一次燒成。燒成后的圖案被一層透明的釉膜覆蓋在下邊，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顯得晶瑩透亮。它的特點是色彩保存完好，經久不退。當代陶瓷藝術大師易武為國家高級工藝美術師專家評委、湖南省陶瓷藝術大師。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發(fā)行的《易武陶瓷藝術作品集》，被中國國家圖書館永久館藏，同時被中國美術館存覽；釉下彩瓷作品《荷韻》被中國工藝美術館永久館藏；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臺灣佛光山享譽國際的星云大師珍藏了《荷韻》、《荷趣》二件藝術瓷作品，永久館藏在臺灣佛光緣美術館，這對促進兩岸文化藝術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其釉下彩瓷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醴陵瓷器地理標志，作品多次參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藝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樸，呈現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藝術效果，深受海內外收藏家、國家級美術館、國家級圖書館等珍藏。
責任編輯：小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