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的管理之道無疑是建立在中西文化融合基礎之上的混沌管理。在李嘉誠的管理中，管理的制度層面主要是西方管理，而管理的文化層面則是融合中西。
李嘉誠：管理需要修已但無法安人
與中國式管理強調管理是“修已安人”的過程不同，李嘉誠雖然也認為“修己”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務，但不認為管理是“安人”的過程。
李嘉誠說，“在我看來，要成為好的管理者，首要的任務是自我管理，在變化萬千的世界中，發(fā)現(xiàn)自己是誰，了解自己要成為什么模樣，建立個人尊嚴。”
李嘉誠所說的自我管理，就是中國式管理所說的“修己”。但在自我管理的前提下，李嘉誠并沒有強調管理的宗旨是“安人“，而是強調管理者需要使企業(yè)生生不息，要賦予企業(yè)生命。沒有一個企業(yè)家或企業(yè)實踐者，會達到中國式管理的既“安人”又“輕松愉快”的境界。
李嘉誠認為，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高效組織的企業(yè)無法負擔那些濫竽充數(shù)、唯唯諾諾、灰心喪志的員工，同樣也難負擔光以自我表演為一切出發(fā)點的“企業(yè)大將”。挑選團隊，有忠誠心是基本，但更重要的是要謹記光有忠誠但能力低的人和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同樣是遲早累垮團隊、拖垮企業(yè)，是最不可靠的人。因此，管理者不可能使每個人都開心。
一生搏擊商海的李嘉誠對管理自然有最深刻的體會。李嘉誠十分清楚，管理并不是那么輕松的事情，不是懂得說上兩句人文精神的語言就可以了，而是要在商業(yè)秩序模糊的地帶力求建立正直的方針。李嘉誠指出，這路并不好走，企業(yè)核心責任是追求效率及盈利，盡量擴大自己的資產價值。商場每一天如嚴酷的戰(zhàn)爭，負責任的管理者捍衛(wèi)企業(yè)和股東的利益已經筋疲力竭，永無止境的開源節(jié)流，科技更新及投資增長，卻未必能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市場競爭和社會責任每每兩難兼顧，很多時候，也只能是在眾多社會問題中略盡綿力而已。
因此，盡管李嘉誠深得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真?zhèn)�，十分重視在企業(yè)管理中注入感情因素，從而贏得了全球職業(yè)經理人的尊敬，但我們絕不能說李嘉誠追求的是“安人”的境界。“安人”是中國式管理不切實際的幻想。
李嘉誠對“中國式領導”的超越
李嘉誠還是一個高超的情境領導者。在李嘉誠的領導藝術中，我們看到的并不是中國式管理所鼓吹的單一的“無為型”領導風格，而是各種領導風格的糅合。
李嘉誠把權威型、關系型、民主型、示范型、授權型等領導風格有機地糅合在一起，針對不同的員工、不同的情境采取不同的領導風格。
例如李嘉誠公司所有決策制定前都會開會研究，用數(shù)據(jù)說話。在決策之前，李嘉誠一定仔細研究員工們的建議，當下屬提出有用的建議時，他也會很快接納。這是典型的民主型領導風格。
在李嘉誠的公司，人員的變動是比較少的，來自世界各國的員工都愿意為公司奮斗終生。李嘉誠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與他充分利用個人人格魅力有直接的關系。李嘉誠麾下的著名經理人袁天凡曾公開表示，“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會為香港任何一個家族財團做。”同樣，和記黃埔的董事總經理霍建寧也是因為李嘉誠獨特的人格魅力才愿意長期留在和黃工作。這些都是李嘉誠充分運用權威型領導風格的結果。
在北京東方廣場工程建設期間，李嘉誠甚至對每一塊建材的選擇都要過問，表現(xiàn)出明顯的示范型領導風格。因為，這個項目是在中國開工的最大項目，意義非同尋常。而在其他國家，比東方廣場規(guī)模更大的項目，他都全部放權，任何事情都不過問，體現(xiàn)出典型的授權型領導風格。
李嘉誠領導風格的糅合性，表明他對領導科學與藝術具有非凡的把握。李嘉誠的領導風格，完全顛覆了中國式管理對于領導藝術的非科學設想。
李嘉誠是中國式管理的顛覆者
李嘉誠絕不是唯東方文化論者，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而西方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那種認為李嘉誠的成功之道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加西方科技的中國式管理偏見，是李嘉誠一直明確反對的。用“商者無域，相融共生”來描述李嘉誠的經營管理之道，是再恰當不過了。
確實，李嘉誠曾經說過，“以外國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國人的管理哲學，以及保存員工的干勁及熱誠，我相信無往而不利。”
但李嘉誠所說的“外國人的管理方式”當然包含“外國人的管理哲學”。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管理哲學的反映。李嘉誠并沒有獨尊中國哲學。
比如，在對比范蠡與富蘭克林的思想境界時，李嘉誠就曾經指出，富蘭克林要高于范蠡。他說范蠡的功成身退是為了個人的“虛妄”，富蘭克林在美國獨立成功后，“讓位”給華盛頓，從另一方面協(xié)助建立美國體制，是真智慧、真?zhèn)ゴ蟆Ｒ虼�，富蘭克林的人生境界高于范蠡。而富蘭克林的思想境界，無疑是建立在西方哲學(或信仰)的基礎上的。這難道不是表明，西方哲學也有高于中國哲學之處嗎？
同樣，我們從華盛頓輝煌的一生中也能看到不遜于富蘭克林的偉大情操。華盛頓那種為祖國民族利益而鞠躬盡瘁卻絲毫不為權力所動的思想境界，在中國，也許只有在堯舜禹之先賢時代和孫中山等少數(shù)政治家身上才能見到。而在數(shù)千年的中華文明中，我們所最熟識的，恐怕不是秦始皇式對權力的變態(tài)追求，就是范蠡、陶淵明式的“虛妄”隱遁了。
而在李嘉誠的管理哲學中，顯然是糅合了中西哲學最優(yōu)秀的元素。在李嘉誠的管理實踐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儒家寬厚為懷的“仁愛”思想，也能看到西方的民主與自由。李嘉誠在管理中所實踐的文化，無疑是一種代表香港文化的新文化。這種建立在中西糅合基礎之上的混沌管理，如果貼上中國式管理的標簽，實在有悖于李嘉誠管理之道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