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同濟大學校長萬鋼主持完了同濟大學的百年校慶后，即赴京上任中國科技部部長。萬鋼被擢升為國家科技部部長，引起海內外高度關注。

    作為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對萬鋼的任命，是改革開放30年來，第一次由非中共人士擔任中央政府正部級官員。海內外諸多政情觀察人士認為，在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這一任命具有標志性意義。它反映著民主理念的轉變，反映著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的改變。這可能對促進民主黨派參政議政，促進中國社會民主政治發(fā)展產(chǎn)生廣泛影響。

    海內外媒體更多關注了萬鋼的民主黨派身份，卻忽略了萬鋼海外留學歸國人員的背景。事實上，萬鋼是在2006年12月份才被選舉為致公黨中央副主席，而作為在德國留學6年，在奧迪汽車公司工作10年的資深汽車專家，萬鋼的海歸派背景，對于這次任命的意義，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民主黨派人士被重用在政治改革層面的符號意義。

    海歸人士從政

    這是近30年來第一位在海外旅居16年以上的海歸人士獲任正部級高官。以往各屆政府中，留學歸國人員出身的部長事實上也有，如教育部長周濟，中國銀監(jiān)會主席劉明康，剛卸任的科技部長徐冠華等均是留學歸國人員。但他們均是在海外留學后立即歸國或者短期工作后及歸國，基本上屬于體制內去體制內回。而萬鋼卻是在海外留學6年，工作10年后才應邀回國工作。這在中國以往的正部級干部任命上幾乎沒有先例。包括錢學森等長期旅居歐美的科學家，當年歸國后也更多的是在科研院所擔任領導，行政上最高不過是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像萬鋼這樣海外留學和工作多年的海歸人士能擔任科技部這樣重要行政部門主官，充分說明國家高層對海歸人士的高度信任。

    這是近60年來第一位由跨國公司經(jīng)理走上中央部委領導崗位的海歸人士。1949年以后，因為種種原因，海歸商務人士在中國國家行政系統(tǒng)鮮有立足之地。以往能在中國政壇嶄露頭角的多是比較純粹的科研人員。目前，無論是教育部、科技部、衛(wèi)生部，副部級以上的官員中，很多都是研究專家出生。比如，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衛(wèi)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很多人均是由大學校長或科研院所負責人崗位上直接晉升到部級領導崗位。

    雖然萬鋼的從政之路與他們大同小異，但與其他海歸高官不同的是，萬鋼在回國前，從1991年1月起就職德國奧迪汽車公司，從最基礎的工程師干起，歷任技術開發(fā)部工程師，生產(chǎn)部、總體規(guī)劃部技術經(jīng)理，幾乎接觸了汽車企業(yè)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是一位真正的跨國公司高級經(jīng)理。這一履歷在現(xiàn)任部級高官中很少見到。據(jù)悉，中央高層非�？春萌f鋼熟諳科技、教育、產(chǎn)業(yè)發(fā)展規(guī)律的特長，人們對萬鋼上任后進一步解決教育與科研實際脫節(jié)、技術與經(jīng)濟需求脫節(jié)的問題，也充滿了期待。

    專家治國的新特征

    萬鋼上任科技部部長，是專家治國路線在21世紀的最新表現(xiàn)。自1978年開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高決策層始終堅持專家治國路線，中國各級政府機構特別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組成人員，幾乎主要由各類專家特別是工程技術專家組成，以至于外界有工程師治國之說。

    進入新世紀后，專家治國路線的內涵有了新的表現(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不少文史政經(jīng)類專業(yè)出生的精英開始走上重要領導崗位，像商務部部長薄熙來，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等。對萬鋼的任命，則從另外一個角度擴大了專家治國的外延。以往走上領導崗位的專家們，要么是中共黨內人士，要么是長期在國內學習工作的民主黨派人士，要么是海外短期留學或工作的留學歸國人員；像萬鋼這樣，長期在海外學習工作（16年），回國工作僅7年的民主黨派人士，短時間內獲得快速擢升，確實表現(xiàn)了新一代領導人在組織干部路線上的大膽改革與創(chuàng)新。

    中國海歸從政的差距

    目前，中國正在應對全球化的挑戰(zhàn)，正在和國際接軌，中國作為一個經(jīng)濟大國正在當今世界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國也急需一大批優(yōu)秀的有海外經(jīng)驗的海歸回國從政。

    據(jù)美國漢密爾頓大學（Hamilton College）的中國問題專家李成教授的一份研究，目前中國超過千名部級以上的領導干部中，只有60多名有海歸的背景，比例不到5%.這和韓國、日本、東南亞以及港澳臺地區(qū)政府內閣成員中海歸占相當大的比例差距還很大，這顯然不適應中國與日益頻繁與國際交往與合作的需要以及充分應對各種錯綜復雜的國際局面。

    李成指出：“中國的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直接關系到中國是否會形成一個更負責任，更有代表性，多元化的機構。現(xiàn)在海歸派從政人數(shù)的比率很低，不利于中國多元社會的形成。”

    因此，對于迫切希望走和諧中國與和諧世界發(fā)展路線的中國來說，進一步拓展專家治國的內涵及外延，吸納更多的海歸從政，無疑為國家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甚至深層次的改革開放，在高層決策層面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國際化人才支持。